谢立信,中国工程院惟一的眼科院士,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资深院士在中国眼科界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他带领的山东省眼科研究所的项目团队,完成的“感染性角膜病创新理论及其技术应用”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迄今为止山东省卫生领域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日前,谢立信在参加国际会议的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职业目标:
让更多患者解除痛苦
　　记者:作为“光明使者”,你平均每年要做多少台手术?
　　谢立信:一年要做1500台。
　　记者:自从1976年你首次为三位盲人成功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以后,到现在你大约治愈了多少患者?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谢立信:大约一万例左右,记不太准确。我的目标就是一个医生终生的目标,就是帮助患者解决痛苦。这与是不是院士没有关系。就像诺贝尔奖得主一样,获奖者在获奖以前从不想自己的目标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工作。我最终的目标就是医治患者,能治一个是一个。　　　　
　　记者:那平时一定非常忙?
　　谢立信:往往是下了飞机我就上手术台,一年365天我都这样做。我对自己生活状态评价是:“睁开眼睛有活儿干,闭上眼睛很充实。”
　　记者:你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项目?
　　谢立信:目前,比较满意的是主持创建的我国惟一具有国际标准化条件的山东眼库。1978年以来共为患者提供了6000余只眼球。1993年,我率先在我国开展的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打破了“白内障不熟不能摘除”的传统治疗观念,开辟了我国眼科界的一个新领域。1994年,又在我国首次应用角膜层间切除术(MLK)治疗高度近视,使病人摘掉了厚如瓶底的眼镜,在亚洲地区开创了此项技术的先河。
事业追求:
在国际上执牛耳
　　记者:你创立省眼科所有20年了,在这20年里,眼科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眼科所有自己独特的事业文化吧?
　　谢立信:我们眼科所的文化就是十二个字:“热爱专业”、“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热爱专业”,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艰苦奋斗”是时刻都要具备的精神,这点哪怕在发达国家那里也很重要。“自主创新”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你总是照搬国外的经验也不行,要发展,就要“自主创新”。　
　　我们眼科所立下一条规矩:不论贵贱亲疏,做到一视同仁,对经济困难的病人,决不能因交不起费用而耽误治病。为了减轻病人的负担,尽量缩短病人的住院时间。在用药时,可用可不用的,不用；可用国产药的,不用进口药。
　　记者:你的团队从3人发展到400多人,发展很快,靠的是什么?
　　谢立信:人在不同时期都要有明确的方向,我2001年进了工程院做院士,都是靠的学术团队的力量。现在已做成规模。6年前,我决定在济南发展,形成了今天青岛大学眼科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青岛眼科医院,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走出中国,在国际上执牛耳。
　　在我们国家里,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问题。我创立眼科研究所的20年里,每一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刚来青岛的时候,一共就2个医生,一个护士,发展到今天400多人,我在培养人才上花了很大的精力。事业的发展靠的是学术团队,团队需要领军人物。当前我国的临床医学与国外的差距变小,一些发达城市的水平甚至和国外的水平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军人物稀缺,国外的平均水平要比我们高。
国际交流:
就像参加医学奥林匹克
　　记者:我记得在2008年采访你时,正值你筹办中日友好角膜病研究中心,现在运营的情况如何?　　谢立信:2008年与日本东北大学眼科、日本大阪大学眼科合作成立了中日友好角膜病研究中心。该实验室已经成为眼科应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紧密结合和互相转化的科研模式,成为国内转化医学重要创新平台之一。近4年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中日友好角膜病研究中心所有运作的模式都按照国际惯例,日方专家周末会坐飞机前来会诊。在青岛地区有2万日本人,这其中牵扯社保的问题,就像中国人在国外看病,离开了自己医保涉及的范围,如何解决?中日友好角膜病研究中心作了有益的尝试。这在全国是首例。最强的三家眼科医院组成最强的团队,创建的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记者:我发现你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谢立信:打个比方,运动员怎么能在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技能?只有奥林匹克,这是最好的机会。我参加国际医学交流,就像被选上的运动员,参加医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在更高的平台上,才能追寻最新的技术和理论。2005-2010年间,中国大陆在SCI期刊上共发表感染性角膜病相关论文55篇,其中23篇来自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在国际眼科SCI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杂志《Ophthalmology》上发表的来自中国大陆的6篇关于感染性角膜病论文中,5篇来自山东省眼科研究所。2009年5月,第24届亚太地区眼科大会授予我Arthur　Lim奖。
　　美国眼科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科学会,会员已超过27000人,其中国际会员7000多人。我被授予美国眼科学会成就奖。我是迄今为止首个获此荣誉的中国大陆眼科医师。
最大愿望:
呼吁角膜捐献立法
　　记者:目前你感觉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谢立信:眼角膜来源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眼库可用角膜“零”库存。目前,我国等待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有400多万,但因供体角膜缺乏,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完成的全部角膜移植手术仅有4000例左右,只占千分之一。通过角膜移植术,患者复明率可达80%。在深圳,一名志愿者捐献出的一对眼角膜,医生们已经利用它让8位角膜病患者恢复了视力。
　　在我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许多本来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患者,由于缺少角膜,大多数患者却只有在黑暗中度过。
　　记者:为什么角膜捐献这样少?
　　谢立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人们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就是中国人那种“全尸习俗”和“体肤毛发父母所授不能残缺”的观念。导致大多数人不愿在身后捐献角膜；即使有些人思想开通,但家属也会加以阻挠,死后捐献角膜难以进行。　　　有一个让我感动的例子,去年12月30日,河南来青打工小伙子杨占奇因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其家人根据杨占奇的遗愿作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决定,无偿捐献杨占奇的眼角膜。这是在青岛市也是我省首例无偿捐献角膜的志愿者。
　　我们第一时间为杨占奇进行了眼角膜摘除手术,并迅速为其中一只角膜找到了新主人——右眼患病毒性角膜炎20多年的辽宁本溪患者时会基。1月2日,我主刀为时会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术后,患者视力恢复到0.2+。
　　我们重建了山东眼库。目前,新成立的眼库中只有5位捐献者的角膜,而这些角膜都达不到移植的要求,只能用于科学研究。
　　我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起草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角膜捐献法立法的方案》,呼吁政府通过立法,改变供体角膜匮乏的现状。角膜捐献在很多国家已经立法了。在世界上,美国已经立法,做得最好。美国有98个眼库,每年获得眼球8万个,有2万个用于角膜移植；2万个用于医学研究；还有一半用不完。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已经立法了。国民身后的器官捐赠代表着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我早就呼吁,立法部门应当尽早考虑,不应当全民有了这种觉悟才立法,而是用法律保护和提升人们觉悟,让光明传递更多人。

原文：http://dzrb.dzwww.com/dzzm/zmrw/201110/t20111028_6730075.htm